《走向共和》观后感：发问、无言；自问、沉思

最近把《走向共和》看完了。可以说我现在观剧总是存在一个这样的现象：很长时间不看剧，想要看时又会一口气看完，导致又没有剧想看，就只能刷一些b站无聊的视频打发时间。其实《走向共和》可以说和《大明王朝》当时一样，也是开头很难吸引人，但是我知道是部好剧，就“硬着头皮”继续看下去，这时候常常一个月才看一两集的样子。等到渐入佳境之时，又完全刹不住车，一口气要看十几集这样。看完了一遍就觉得非常好看，再看第二遍的话也不会觉得无聊，并且喜欢找一些解说再看一遍。其实这也反映出这类剧的受众注定狭窄，又很难破圈（就是收获不观看这类剧的人群看），结果就是还在这群看的人里打转。因为剧目牵涉历史，而且是政治方面的历史，不是谈情说爱的历史，很多人便兴趣寥寥。古代的事情和现代又有距离，就算对现代这类剧有点兴趣的观众（比如看得下去《人民的名义》的观众），也不见得喜欢这类剧。我想不仅剧中充满着理想主义者，导演本身也在传达着他的一厢情愿，但是不论此“观众”还是彼“观众”，现状都是如此。

我想第一个讨论的就是激进与保守的问题，从李鸿章大清国的糊裱匠，到立宪派如杨度等人，再到共和派的孙文等人，几派无不给出了自己对当下中国的解决办法，也都对自己的办法坚信不移。这也正常，任何组织面临一个十字路口之时，除去那些混混沌沌的人外，总不是所有人都盼着一种解决办法的，对于更大的组织尤是。我们到底该激进一些，还是保守一些？这个问题我和朋友谈论是常常针锋相对，当然你可以说因事而异，但是我觉得每个人总有一种倾向，这种倾向适用于你对于各种问题。回到讨论上来，我当然是有倾向的。我们以种树来比，糊裱匠无非是给树刷一层白漆，又把叶子涂绿罢了，一旦刮风下雨，原形毕露；立宪派也只不过是砍了树木让它重新生长，期待它长直长好，可须知这土、这根已经存在了上千年，土里的养分和牢固的根系早就让这里长出的树还是原来的样子，或许有些改观，但最大的变化也就是改个名而已，所以最后的办法，并非因为保守激进，而是只有重新种树，才能最大化摒弃原有的桎梏。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立场有时不仅因思想而左右，在剧中的李鸿章这样感叹，自己只是大清国的糊表匠，但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起初我并不太理解，我认为作为老人其拥有着更多资源，如果进行革新是更可能的，但事实上除了思想观念本身的局限性以外，已有的利益关系深深绑定，错综复杂，即使改革，也无法大刀阔斧，先斩哪一块都不对，最可能的就是新瓶装旧酒（就像清末新政）一样，在考虑到这一层的基础上，仅做糊表匠维持运行对他们来说已经是最优的角色了，也不至于使系统直接崩溃。同样的，慈禧也担任满清国家的糊表匠，坚决不让国家在自己手里亡了，也是凭借自己的控制力尽可能苟延残喘。从这个角度讲，仅对满清这帮皇族来说，慈禧是有功的，她把这个架子撑着这些人才能继续吸血捞钱，但是，我们和更多人作为平民视角，整个糊表的过程都是以不断压榨百姓（各种赔款，卖官鬻爵），出卖国家利益（只能说还好是资本主义社会希望是做生意而不是纯殖民，这个结果上对平民还没有那么糟）实现的，所以无疑是十恶不赦的大混蛋。但是进一步讲，我们由于史书的叙述视角，总是认为末代王朝的皇帝或掌权者有着种种问题，可是在帝制这个政治制度下，末代皇帝和他之前的皇帝都没什么两样，只不过系统已经运行的趋于崩溃，前面所有累积的锅在这时候爆发，让末代皇帝背了更多而已。我觉得张黎导演的采访说的就很好，他不喜欢拍盛世，因为在古代那个体制下，盛世无非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齐备而已，我想替他补充他没有说出来的话，这些不过是表面光辉，昙花一现，而拍末世和乱世才能让我们看到解剖出的切面，其反应的问题是将一直有的问题放大出来。

在回过头看相对中间的立宪派，从这派开始，理想主义者就多了起来，显得同为改革的人却水火不容，支持另一方等同于否定信仰、否定自己，说服是行不通的，只有事实真正发生，说明某条路走不通才能让一部分人心死，理想主义者的前赴后继，包括百折不挠（比如孙文发动十次革命）非常令人震撼，在一个动荡的时期，可能真会有这样的人，而这样的人如果成功了仅对这些人本人来说，我们也不必羡慕或嫉妒，因为确实是承担了高于常人的风险，所以获得了超额的收益也是正常的（比如孙文前期投资那么多，而且革命有生命危险；袁世凯看上去安枕无忧总是风险小收益高，但是每次抓权都触动着旧集体，如果不是多次转危为安也很可能落得个罪名然后判刑），但当然，由于荫庇的存在，其收益就远远高于风险了，一个家族跃升为新的阶层，这也是从现实角度吸引人冒这个风险的动机。继续说本身的立宪派，这个词因“妥协”而来，自然贯彻了“妥协”，可以看到，从康有为名为立宪实为保皇的迂腐，再到梁启超所谓立宪实则处处原则都可退让的圆滑，就好比立宪本身就在跷跷板的中间，稍有不慎就将划向两侧，事实也是如此，在本身具有强烈帝制传统的土壤中，仅仅立一块牌子将这个土地称为“立宪”，迟早会有人把这块牌子掀翻。我对于立宪派可能有的理想主义者幻想破灭未有太多同情，他们看到了第一步，就在这里故步自封沾沾自喜。

但是，最后的结果也是历史的必然，看到第二步的人会因为看的太远而不合时宜，对于打破一个旧传统来说需要莫大的力量，因为要对抗老旧利益集体的阻力，这是往往要联合新生权贵，即脱胎于老权贵的中间派，而中间派因为其本身具有利益，就算有新生思想也不会在激进的一极，最后还是在中间处妥协。而由于老体制的惯性巨大，以及权力真空带来的过高诱惑，使得新生权贵很容易走向复辟，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克伦威尔如此，袁世凯亦如此。上面这段我的话就是对整个清末新政后到袁世凯复辟的抽象总结，不管是梁启超也好，王启超也好，袁世凯也好，张世凯也好，总会有人是立宪派，总会有人是新生权贵，历史需要他们的力量结束旧体制以及在过渡中进行妥协，但是却不会因一批人看的更远有所改变。革命的代价过于沉重，而无论是持有先进观念的人还是更多的普罗大众，永远是安于现状的人居多，即使改变，也很难接受有代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孙文表面成功实则失败是一种悲哀，也是一种必然，我一直觉得纪伯伦在《沙与沫》中写的这句话富有深意：“有的人走得太慢，他将走出队伍。有的人走的太快，他也走出队伍”。

让我们再回到慈禧的视角，对于集权体制下拥有最高权力的人是最容易主导改革的，但是即使是权力的顶点，也无法避免要妥协：一、事要靠着人去做，而没有利益无法牵动别人，二、自己的权力来源要保证，只能让渡枝叶，不会让改革伤及骨干，而中国自上而下的改革往往源自于危急时刻，在生产力不会短期进步情况下，即无法做大蛋糕的情况下，动用大量资源的改革实质上都在加速死亡。同时，借助改革产生的短暂权力真空的上位者，因人人天生具有的私心很可能“新瓶装旧酒”，只是将外表和里面的人换了一批而已，就如剧里的名言，“立宪，都是假的，（那什么才是真的？问这句话的人更搞笑）抓权，才是真的”。我很赞同一个人说过的观点，就是在盛世行改革，因为只有盛世本身蛋糕很大，最高者资源很多，从上到下实行改革既有资源又能排除阻力，但是我也知道这只是一种一厢情愿，并且是事后诸葛亮的做法，因为人们广泛应用路径依赖的，而且身处顶点谁又知道这是顶点而不会觉得是会继续前进呢？而如果在集权体制下在这时无法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就会演变成生死存亡时的自救，但利益群体早就形成了护城河并相互勾连，最终被迫走向从下到上的改革，中国古代帝制家族史一直都是这样，无法打破。

最后，我想说一说袁世凯，首先，袁世凯其所做的决断，包括其钻营、笼人都可圈可点，但是最后在已经权力在握的大总统时，为什么又在乎皇帝虚名，最终一着不慎，身败名裂呢？我的解释是路径依赖，或者说这就是“君以此兴，必以此亡”的钥匙，袁世凯不停的劝说自己和属下人，自己之前那么多次成功正是看到机会，抓住机会才成的，这次也不会有什么意外，但一个人想要登到顶点，除了过人的能力外，也是和过人的运气叠加而成的，每次的“铤而走险”给他带来了高回报，却不代表下一个铤而走险就能转危为安，时代在变，其手下的心理也在变，倒车一样有阻力，但是一个人一直凭着这样的方式成功，我觉得也不会有人能够说服他或者自己能停手，这也是投机分子的必然结局吧，只不过他确实成功过。

走向共和看完之时，实际心中有很多话想说，但是一篇日志拖着拖着只剩下最核心的东西还想谈谈，写出来既是一种总结也是日后能有的一种回顾吧。

写于202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