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读中国史》读后感：时代变还是没变，这是一个问题

这几天，或者说这个月来忙里偷闲把《简读中国史》看完了。

其实真的算是浪费时间吧，但一想到自己浪费时间的其他地方还有很多倒也无所谓了，看点书好歹还能有所滋养。先说说这本书吧，虽然作者很想客观的来叙述，但是人总归是主观的，潜意识里包含的“立场”是很难用显意识的“客观”来改变的。所以说这本书当然不全对，或者说任何书都不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你能从中汲取营养，能吸收其有用的知识、立场、佐证或是观点，又或是新的视角，我想，对于一本书的价值而言便足够了。当然，这种“吸收”往往也是存在偏见的，我们只能尽量的去让更多种观点存在于我们的脑子中（当然，这些思想会打架），然后尽量综合的、全面的看一个问题。毕竟问题本身，它所折射出的东西，比我们能想到的，还要多出太多。

这本书读完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标题所说：时代变还是没变，这是一个问题。我一直有种立场，叫做时代只不过过去的历史包裹了一层技术变革的外衣。什么意思呢？我的基本假设是人性是不会变的，基于此，人与人的关系，每个人的诉求，包括在每个权力位置上、每个财富位置上的人的诉求等基本是不变的。那看上去不一样的在哪里呢？在于不同的技术发展，就有了不同的交互方式，传达信息啊等等这些。那这个结论对不对呢？对，但也不对。应该说在技术变革下，是有着文化与政治上的变革的，这种变革可能是进步，也可能是倒退。我们常常说“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似乎就默认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总是在前进的”，又默认着“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都是前进的”。为什么人们会这么想呢？因为从心理学上讲随口能想到的例子往往成为我们获得结论的基础。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说，大体是沿历史而不断进步的，但也不全然（比如明清的火枪技术），但对于其他方面来说，这样认为有时就会“谬之大矣”。

那么，既然这个假设是错的，我上一个结论的“假设”也有着类似的问题。人性不会变吗？也不完全是这样。我觉得，人性应该至少分为两大类来看，第一部分是“先天倾向”，这部分恐怕变化的不多；第二部分是“社会教化”，这与社会环境、政治、文化因素都有关。而最终我们所感知到的人性，从思想层面出发的，已经是二者合力为止的结果了，连其本人都可能未察觉到这一点。又或者说，人性本身就是善恶并存，但不同的社会因素会促使善恶两念不同的成长。长此以往，在不同的群体间，我们“表现”出的“人性”是会有所差异的，他们之间的“先天倾向”可能会有一定的不同。当然，这个不同的大小与比较的对象有关。但我想说的核心是，在相当长时间的文化与政治因素等的影响下，是会对人性的“先天倾向”有所影响的，起码，从我们能观测到的和被观察者本身来看，是这样的。

好了，我花费无数长篇大论在东扯西扯些什么呢？请让我们回到中国的历史时间线：中国历史大体有三段，第一是秦朝以前，第二是秦朝至清末，最后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秦朝以前太过久远，技术也较为落后，分封制带来的皇权更像个“盟主”，这本书没有过多提及，从我读这本书的目的来看这部分也不是重点，我们暂撇下不提。但是秦朝至清末的历史，却有很多值得分析的东西。

第一、“皇上”越来越聪明，而百姓一如既往的愚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对于统治者而言，“专制”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权力无限不受制约，随心所欲。这很难令人拒绝，所以由君主自己去做到“君主立宪”是不可能的 ，即使君主足够开明，足够无私，他也没法做到整个利益集团都同意他的“让权”。所以这注定了在已有皇上的情况下，中国的政治制度将在君主专制中轮回。那么随着时间的发展，通过对前朝历史教训的吸取、政治格局上的变革：皇上的权力是越来越大的，对民众的攫取、控制能力也是越来越强的，这是上述前提下应有的趋势，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体现在什么呢？从郡县制到增加州一级，再到对官员分权（三省六部），改丞相为内阁再到军机处，明朝将一部分权力放给宦官等等。通过整个国家机器的开动做到中央对地方的各级了解与控制，并限制或制衡官员的权力（相对皇上而言），“皇上”越来越做到“说一不二”。

同时，为了给这种“专制”镀上合理的外衣，“外儒内法”的政治宣传越来越符合统治者的需要，并逐渐“深入人心”。经过法家杂化后的儒家已经渐渐变了样，但是由于太长时间都是这样子一般人已经察觉不到了。而且儒家以“孝”作为仁的起点，而“孝”这个概念在以家族社会为基础的中国是非常有土壤的，由孝推及的“忠”，为国家/皇上奉献一切是个人的义务。人类之间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学习和传承，统治阶级由于占有大量资源往往是精英群体，他们通过知识与智慧不断地修正国家机器更好为他们的利益服务；而大部分民众生来种地，学习的也是种地，再死去这样的一个循环中，没有什么学习、也没有什么继承，自然普遍的保持迟钝和愚昧。当然，迟钝和愚昧也恰好是法家所提倡的：愚民、穷民，百姓才能听你的话。而恰好《论语》中记载过孔子所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你看，我随便想到的一个例子就能让法家和儒家结合起来，这千百年来又有多少儒家的东西被曲解了呢？

首先，古代是没有句读的，我当时读《论语》这句话便觉得与论语中的普遍思想相悖，我觉得“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能更符合孔子的本意。但是古代对于这些经典的解读自然在精英群体手里，他们解读的方向又是为自己的行为证明，自然就推说孔子便这样说的。其中董仲舒的“附会”尤其之多，汉武为何“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呢？以人性的视角来看，一定是“独尊儒术”对他有着更大的激励。而包裹了法家内核的儒家思想，当然是统治者的不二之选。

另外，儒家的入世思想可能无可避免的造成了它将被“污名化”的结局，恐怕孔孟等人也看不到这么远。在政治统一的年代，是很难有哲学思考的土壤的（2000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留存下来的哲学必然是对统治者有所裨益的，而儒家，起源于最基本的人际关系，继而推广到“忠君”的思想，将法家的思想放里面去，则无疑是对统治者从行动上和名义上都想要的结果。正如孔子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百事不兴，百事不兴则刑法不中，刑法不中则百姓无所措手足”。百姓有了“忠君”，“孝顺”的概念，实质上就淡化了“个人”这一行为符号，所以人们没有自己的精神家园与个人追求，那么人们诉诸什么呢？诉诸社会中可以量化的指标，所为“千里做官只为钱”，等等而已。

正如钱钟书所说，并非是心里有什么东西才能把东西写出来，而是心里有那些“写东西”的冲动才把东西写下来。这篇文章初始写于读完《简读中国史》那几天，可谓心有戚戚焉，不吐为快实属难受。可五月、六月无数琐事耽搁这篇日志就是再怎么努力也续不上当时想写的东西，当时想写的冲动了。就信口胡诹，乱写几句：

我想，虽然我不知我当初想继续写什么，总结些什么，但是我知道那些东西现在已融入我灵魂的一部分了。读书就像吃东西一样，吃了“鸡蛋”，“鸡蛋”便“与你同在”。而读了书，它的思想便“与你同在”。这里面当然有作者偏见和不可取的地方，但是，也有新奇的视角和引起你思考的地方。

这个假期待在学校，似乎能让我有空把当年买的两本书看完，可又对读历史“兴致缺缺”，感觉历史只不过重复他自己而已，而所谓的政治制度又逃不过正反馈循环的命运，正如前一个假期我和一位友人讨论的那样，什么是最好的结果？投石问路是最好的结果。或许是，或许不是，或许，投石问的路也不过是同样的结局罢了。下次若是写读后感，还是宁可熬夜也把它写完罢。